在心里放一个冷板凳
“我的文化符号是：耐得住寂寞，慢慢地写，慢慢地凭想”—— 熊召政
上周，第六届矛盾文学奖在浙江颁奖，颁奖时，其中的一部作品已处在电视剧剧本创作阶段，并将在今年秋天开拍，它就是历时十年创作的《张居正》，其作者是湖北作家熊召政，有趣的是，他正经营一家文化传播公司，他也是获得矛盾文学奖的第一个总裁。
8月1日下午，他在自己的办公室接受了《国际先驱导报》记者的电话采访。
破解精神气质的DNA
《国际先驱导报》问：现在你正写《张居正》的剧本，即使自己改编，能反映出小说的精髓吗？
熊召政答：很难，写小说是我一个人的事情，编剧是电视剧诸多环节中的一个，也许是不那么重要的环节。改编时我要考虑许多忌讳，书中的某些精彩内容只好彻底放弃。
问：如电视剧《雍正王朝》改变许多人对雍正看法一样，也许大量观众认为你改编的张居正就是真实的，你如何看待手中这个过大的权力？
答：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话语权，我尽量客观地让张居正从历史中走出，重新复活，我要做破解他精神气质的DNA，很重要的一点是文化的真实，他在那个时候做的事情，凭借的是当时的文化思考能力，我不能用今天的智慧去“丰富”他，比如他不可能有民主的概念以及制度创新的意识，他就生活在朱熹以及法学、禅等文化氛围内，也不会有什么弗洛伊德的东西。
问：写作历史人物，你如何克服自己作为现代人的诸多潜意识？
答：这是一个训练的过程。现在一个结婚的人如果有情人就是道德败坏，但不能用这个观点评价明朝的好官，海瑞就有三个老婆，戚继光有一个红颜知己，一辈子没让他的妻子知道。为了避免有意无意把自己的现代观念渗透进去，我要求自己在脑子里划一个清晰的界限，什么是古人的什么是今人的，我可以不赞同它，但我必须遵循。这个界限必须非常清楚，我才能下笔，为此，我写了大量的有关明代文化以及社会现象的随笔，那个界限一点点清晰了。
总裁、作家不兼容
问：得了矛盾文学奖，会有读者对你在几年内写出另一部好作品充满期待，这样会不会使你的创作变得浮躁？
答：我非常理解你的担心，古人说：十年寒窗无人问，一朝功名天下知。无人问的状态是“生命创造”的状态；天下知的状态则是浮躁的状态。我现在经常告诫自己：得了这个奖，在现实中做冷板凳是不太可能的，但要在心里永远放一条冷板凳。我在无人问的情况下默默写了十年，最终得了这个奖，它说明一点：这个世界是热爱“认真”二字的，我不可以改变这个“认真”，否则就对不起曾经夸奖过这部作品的人，也对不起我建立起来的文化“符号”，我的符号就是：耐得住寂寞，慢慢地写，慢慢地凭想。
问：每天里你既是总裁，又是作家，两个心态的彼此转化以及进入是否有障碍？
答：商业的游戏规则与文学的游戏规则不兼容，前者就像速溶咖啡，倒进了社会这杯水后，要求你百分百地融合，充分感受并且接纳社会给你的一切；后者则是一块石头，生活的流水不论如何冲刷它，即使改变它的形状，也改变不了它的特质，最近一段时间，我渐渐疏远了总裁的位置，这不是一个硬性的选择，而是本性的选择，我要做一个不疏通、溶解于社会的石头。
问：从历史回归现实，以及从现实进入历史，哪个更难？
答：以往创作中，从现实进入历史很难，找不到文化的管道以及对话的平台，现在，进入历史容易，从历史中出来，和现实人打交道反倒有失落感。这种失落更多来自中国传统文人文化的特点，比如现在社会一旦有了问题，读书人给予更多的是指责，但往往缺乏建设性意见，应该说，读书人参与政治是时代的进步，但仅仅在“破”，而不是“立”，他们缺乏对社会改革者难处、尤其是精神痛苦的理解和体会，而一味的“破”只能使社会裂缝加深，使本可以团结的力量丧失，其实，应该建立更适合改革者生存以及发挥智慧的文化环境。我在创作完《张居正》后更加坚定一点：以“立”作为自己走向的脚跟。
企业家、作家、政治家的共性
问：创作一个历史中的政治人物，最难的是什么？
答：当他做一个事情时，我要把他遇到的所有困境都想到，再想他做事的风格。文人写历史中的政治人物，最担心的是把书生的书生气以及做事理想化的特性带进去，这样会减低政治家做事的政治智慧，以及人物的内心张力，更可怕的就是用书生的理想无意中代替了政治家的理想。
问：如果你做一个政治领导者会怎么样？
答：（哈哈大笑）我认为，优秀的企业家、作家以及政治家，他们的游戏规则不同，但基本精神内核是一样的，那就是：爱与宽容，以及敬畏。
如果张居正没有对社会极度的爱，他没必要冒那么大的政治风险。在爱中还要宽容，宽容那些幼稚的人、好心办坏事的人，以及所有让他陷入误区的人。另外重要的一点是要怀有敬畏之心，不是老子天下第一，对天下怀有敬畏，知道百姓的力量、员工的力量，这样才可以在本性的爱中加上“理性”的爱，并且心甘情愿地对某些人予以宽容。
问：你推崇史诗般的作品，那么在创作这样的作品时，它对一个作家的精神气质有怎样的影响和作用力？
答：我一直有一个理想，想写一个大气磅礴的作品、史诗的作品，那么，写这部书时我就要做文化上的精心准备，准备过程中，我的精神“气象”确实有些改变，包括历史观，我的唯物史观里就已经夹杂了英雄史观，即：英雄也可以改变历史。另外，在写作中，我必须让自己也大气起来、心胸开阔起来，让自己的内心汪洋恣肆，只有这样，我才能建立与张居正的对话平台，驾御这部作品的能力从某种意义说就是提高自己精神境界的能力。总听说“宰相肚子里能撑船”，就没听说过“书生肚子里能撑船”，我，就得撑起船来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