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07年岁末，焦雄屏忙完“金马奖”的评选，当年一天只睡大约3个小时的女铁人终于觉得有些疲惫，于是来北京给自己放了个短假。说是放假，她还是忙着为一册由她翻译的《认识电影》做宣传。
“这书很好看，通俗易懂。”她边翻看刚拿到手的样书，边急着介绍。做电影书籍，不过是焦雄屏所做的和电影有关工作的一小部分。
“我同时能兼着七八个头衔做事情！”看来这位有美国得州大学奥斯汀分校广播电视电影硕士、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电影博士班候选人学历的电影人的“吨位”的确意味着实力！
1970年代，焦雄屏在美国得州大学奥斯汀分校读新闻学，读了半年，就转攻电影。好在当年传播学院的院长秘书是一位善良和气的老太太，只叫她填写了一张表格转到电影专业。谁知，“电影”就此成为她一生的事业。回台湾前，她给台湾的报纸写影评，希望通过这些加速台湾电影的发展，给优秀的新电影创作者更多精神上的鼓励。
当时台湾有“报禁”，报纸整个不得超过3大张，因为版面有限，一篇文章发表能引起很大反响。一系列文章的发表为焦雄屏带来了声誉。大学毕业，正值《联合报》创办《联合月刊》，焦雄屏被盛邀回台湾，回去后，她才发觉自己已是“天下无人不识君”。
回去之后，她做了很多和电影有关的工作，办回顾展、发掘新导演、普及电影教育……焦雄屏努力改变着电影产业。同时，她开始和大陆的导演交流、合作，并且帮助了很多年轻导演走向国际，其中一些已经有望成为大陆电影市场的主力，例如王小帅。
早已不再是当年写短文评论电影的女学生。今天的焦雄屏在世界各地飞来飞去，参加各种影展、电影节。2007年，通过她的努力，终于还是把金马奖留在了台北，而且成功地举办了杨德昌、胡金铨和李瀚祥的电影回顾展。“因为一些历史的原因，现代年轻人对过去电影的认识，几乎一片空白。我希望自己能多做一些事情，提升台湾的电影文化。”
▲▲▲“台湾电影缺什么，我做什么”
《青年时讯》（以下简用问）：你对台湾电影贡献很大。虽然现在大家看到你出现的很多场合是电影节，但是你做了很多基础性的工作。可否谈谈这些基础工作？
焦雄屏（以下简用答）：学电影到毕业之后，我从来没有只做一个单纯的电影工作。很多事情我做了，其他人也不知道。1993年，我做了一整年的台湾电影年的工作。那年，我在世界各地做了16个台湾电影的回顾展、6个电影的备案、4个台湾最缺的电影工作人员的工作坊。当时，我请世界上最好的专业人士来教这几个班。现在你能看到的得奖的40来岁的中生代，都是那几个班毕业的。那时候无所谓“学院派”。我一个人的力量实在有限，我想，当时就发动全台湾中小学的校长，做电影的基础教育。当时，我们办了电影夏令营，给小朋友们印刷了《电影百问》发给他们。我们的夏令营就是教这些老师怎么回答这些问题，而且每个人发了5部电影带回去看。在夏令营期间，我们找了很多评论人教这些老师怎样看电影。我想我做的是用种种子的方法做电影的普及教育。而且《电影百问》印了很多，我让老师们带回去发。
我想我就是看电影产业缺什么我就做什么，电影文化缺什么我就做什么，电影教育缺什么我就做什么。当时我们帮每一部新拍出的电影做首映典礼，帮它们造势。因为电影年是一整年的，我就采用了“西门汀文化”的模式。比如：在某个地方设个路标说，这个地方是林青霞被发现的地方，让大家来看。那年，我们做了20个讲座。每一个讲座都从国外请专家来讲。4个工作坊也分工很细，每个也只有3周时间能学习。这20个讲座是作为4个工作坊的补充。
那一年，我们还做了台湾电影史的整理，一共6大部分。当时，并没有人做这项工作。我做了“政治宣传电影”、“台湾新电影研究”、“台语片研究”、“国联电影研究”、“台湾电影资料库”，但是最后一部分“琼瑶电影研究”没有做出来，有人赖皮了。
那一整年，我每天睡3小时。其他时间都在做事。我当时只是疲于把这些事情做完，不是为了别的，只是因为台湾电影缺这些工作！
那时候，学习是件很快乐的事情。而且我觉得让海外的人认识台湾电影，拓展台湾的电影文化，培养台湾人对电影的认知，培养电影的产业人才等等都是非常有挑战性的。
今天我在想，如果我还能再多做2年~3年这样的工作，也许台湾电影不会像今天这么凋零！当时，台湾政府给我的资金也很少。虽然，号称会给我1亿台币的资金，但实际只给了6000万台币，最后我只花了4000万，还把多余的钱退给了台湾政府。非常可惜的事情是，后续的工作没有人做。之后，很多人还找我要台湾的电影。于是，我就成立了台湾电影中心。
这些事情真的是很辛苦。
问：在工作上，你是不是很强势？
答：还好吧。当时很多工作需要我卑躬屈膝求人家做。毕业后工作，我都是找一堆人来做。当时，我在台湾报界做评论员，报社对我很信任，把很重的工作担子交给我，主要是看重我个性的梗直，而不是因为我个人的强势。
当时我成名太早，可能有些不能承受的压力。写东西，肯定有人不赞同你的说法。但是当时写了文章，一出来以后，就是上百万的数量，可是我没有办法和每个人交流。我很希望和读者、观众交流彼此的意见。我想和读者交流、对话，报社的社长、总编辑都觉得我不可思议。那时候我刚从西方回来，觉得应该产生一个交流和对话的空间。之后，有一股评论的风气随之而起。我一直认为，正是这股风气推动了台湾的电影。没有评论，整个新电影运动出不来。你看，世界电影史上任何一次运动的背后都有一个笔阵，这个阵地给了电影运动强大的舆论支持。读者和整个社会被发动和这个阵地是有直接的关系的。
▲▲▲“电影节是沟通和理解，不是比赛和竞争”
问：你怎样看待电影节？
答：电影节评奖只能尽力做到“防止不公正”，没办法做到完全的公正。虽然我是担任世界各大电影节评委次数最多的华人，但是每次去参加电影节还是会有新鲜感，会很高兴，而且也不断在学习新事物。你能看到不同地区来的人交流看法。对奖本身，我看得非常淡。我能做到的事情是让大家看到一些电影内在的道理，让评论界理解，让观众关注。我每次跟导演说，电影节的奖并不重要，可是每次讲，导演还是会在乎。奖，成了魔咒。我每次带电影出去参展，都很坦然。我觉得得不得奖很无所谓，只要能参展就很好了，来观摩，来参加，就可以了。因为得奖的偶然性太高了！我想自己参加了这么多电影节，是有点资格讲这个事情的。在电影节上，每一个评审团里某一些人是不是很强势，某一些人的观点是不是能影响其他人的看法，大家在投票的时候都有一些微妙的情绪……这些都让得奖成为很偶然的事情。我自己不怎么赞成把奖项看成电影好坏的指标。每次参展，我只是贡献自己的力量，希望能多推广亚洲的电影。希望世界电影界不要忽略了我们。但绝不是去为了争一个奖。我想电影节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去交流，去理解彼此不同的文化才是更重要的！电影节对我来说是沟通和理解，不是比赛和竞争。可是我比较担忧的是，电影节现在被产业界和媒体界向一个比较狭隘的方向引导。我很无奈，因为“电影节”是一个非常懒惰的，而且太容易让人得到结果的工具。所以，很多时候，对于电影节的一些说法我只能保持沉默。我还是很希望，大家能多一些理解电影节的功能，不是只为了得奖，而是为了交流。
这些年，我亲自带一些电影出去得了奖。但是我也亲眼看到一些导演之后产生了一些个人的英雄主义的情绪，而且对电影本身发生了疏离，对外在很多虚无的东西看得比电影本身还要重！可是能怎么办呢？我很无奈。
问：怎么看待很多导演电影里滥用的东方符号？
答：很多人和我对电影节的看法不太一样。他们希望通过电影节与产业发生关联。
问：评论对电影有多大的影响？
答：评论和电影运动不一定与产业有联系，但它们对电影的创作力产生了强大的冲击力。我个人认为，评论本身对剧院不产生影响，它和产业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。我想笔阵的意义在于它能以文字的形式呈现出一场电影运动，并推广给大众。
问：你怎么看文学和电影的关系？
答：大陆的文学界多彩多姿。在台湾，品位是两极化的。我们有很高品位的文化，比如：杨德昌、蔡明亮，不然就是很低俗的，中间的品位极少。王惠玲、李安算是中间段吧，他们的作品有一定的品质，但并不是台湾电影人认可的最高品质。台湾电影人认可的能代表高品位文化的导演是小津安二郎、伯格曼、安东尼奥尼，之后，觉得杨德昌、侯孝贤的电影也不错。但是这个品位层次的电影随着大众文化的冲击在台湾正在迅速凋零。所以，第44届台湾金马奖我坚持要做杨德昌的电影回顾展。
当时，我的工作人员就很不理解，觉得这些电影没有票房，没必要做。可是我觉得，要是不趁着电影节做回顾，还能在什么时候做呢？之后，我做了杨德昌、胡金铨，还有李瀚祥的回顾展，而且还做了他们的三本书，书卖得很差。杨德昌的电影还有些人看，胡金铨和李瀚祥的电影每次只有大概10个人去看。后来我发现，那是因为杨德昌的曝光率够高！那些匆匆来凑电影节热闹的孩子，竟然不知道谁是胡金铨和李瀚祥！我异常惊讶。胡金铨和李瀚祥是我们那一代的大师，但是才过了10年，这些孩子就不知道了！我想，还是需要不断告诉下一代以前电影人的故事。
对于这一点，我觉得台湾的民歌做得特别好，经常能看到他们不时地做回顾演出，让大家温习过去的故事。但是台湾的电影做得远远不够！
・个人简历・
焦雄屏，生于1953年。1981年获美国得州大学奥斯汀分校广播电视电影硕士学位，后就读于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电影博士班。现主持台湾电影中心，并任台北艺术大学电影创作研究所所长。作为担任世界各大电影节评委次数最多的华人，焦雄屏长期致力于将中国优秀的导演和电影推向世界舞台。2007年，她担任第44届台湾金马奖主席。
此外，焦雄屏努力推动电影书籍的出版。由她主编的“电影馆”系列丛书获得读者广泛好评。她的最新译作《认识电影》（第11版）已由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出版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