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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回顾2003年的那场非典应急体系的重建之路

    来源:互联网 发布者:(责任编辑:霍 时间:2009-01-15 12:14
    文章摘要: 回顾2003年的那场非典:应急体系的重建之路
     

      2003年春天,一粒细小的“SARS”病毒先后“侵入”广东、北京等城市,像一条隐形的毒蛇在人群中穿梭。

      起初,由于对“SARS”病毒的无知和恐惧,地方政府保持了沉默。危急时刻,中央政府及时决断,公开信息,全民共同击退“SARS”,中国由此建立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体系。

      病毒入侵广州

      2003年春节前,广州,一粒粒肉眼看不见的病毒在空气中传播,吸入肺部会出现发烧等症状,就会被“隔离”至死神的门前。

      市民们通过短信、电话,纷纷向外传说着这粒病毒的可怕,谈论这种“怪病”。后来,医生将它命名为“急性传染性非典型肺炎”,英文名“SARS”,人们叫它“非典”。

      这种病似乎比瘟疫还要恐怖,作为一种烈性传染病,通过呼吸就能传播。广州城外的人们口口相传,有人染上“非典”后被隔离,有人已经染病死亡。“什么是非典?”最初,没有人知道,只知道染上可能就会死。

      传言比“非典”传得更快,传得更让人恐怖。“广州口罩脱销,板蓝根脱销,白醋1000元一瓶……”2003年春天,全程采访“非典”的《南方日报》女记者张蜀梅,后来写了《在SARS流行前线》一书,其中记述:“2月11日,我从家里出发(去广州)。临走的时候,母亲硬是让我带一些板蓝根,去几个药店一问,板蓝根在前一天已经脱销。药店老板说,都被在广东打工的家人买回去,寄到广东了。”弟弟在她上飞机时,给她买了5瓶白醋。

      在得不到官方印证的2003年春节,传言像病毒一样蔓延开。“有传言说是鼠疫,有传言说是遭生物袭击。”走在街上,和往年一样欢聚在一起的人们,心里却没有往年平静。

      媒体上开始出现这样的图片,入夜的广州中信广场上,一名女孩仔细地从背后给爱人系好口罩,两张本应是甜蜜的脸却绷得紧紧的。

      新年的喜庆气氛在传言中尚未消尽,2003年2月11日,农历正月十一,张蜀梅接到信息,广州市政府要召开的新闻发布会。会上,新闻发言人公布了广州地区非典型肺炎情况。

      新闻发言人介绍,自去年年底,广东部分地区先后出现非典型肺炎病例。从2003年1月12日起,个别外地危重病人转送到广州地区部分大型医院治疗。春节前后,广州地区开始出现本地病例。截至2月11日,广州市共发现一百多例该类病例,其中不少是医护人员。

      “非典”的警报,从广州拉响。

      北京,SARS来了

      广州遭“非典”侵袭之后,2003年3月,“非典”病毒不可避免地开始从广州往外扩散,香港和北京先后出现“非典”病例。

      春天的北京,街头,流行戴白色的口罩。

      地坛医院声像室的摄像师刘志勇,在街头,用镜头记录下了当时的情形:往日拥挤的北京西站,突然变得空空荡荡;平日车水马龙的长安街上变得路广车稀,处处弥漫着消毒液的味道;坐在地铁里的人们,戴着口罩躲闪着站得远远的。现就职于天坛医院的刘志勇说:“当时,非典病房还不让公开拍摄。”

      2003年3月25日晚上,在佑安医院等医院收治“非典”病人之后,时任地坛医院党委书记的刘建英终于也接到了北京市卫生局的通知:准备接受“非典”病人,主要包括司局级干部、港澳台同胞、外国人等重要病人。当时,地坛医院院长一职空缺,刘建英全权负责院内工作,开辟了收治病人的绿色通道。

      接到医院的指令,感染科主任李兴旺等主力医生,立刻待命,准备进入病区。此前,李兴旺已多次参加研讨广东“非典”诊疗过程,应对“非典”患者到北京后的情况。

      3月26日当晚,地坛医院首批收治两名病人:一个来自香港,一个是加拿大人。“非典”在地坛医院的战役,已经正式地“打响”。

      地坛医院已进入紧张的“战斗”。起初,医院的设备不是太多。李兴旺穿起防护服,戴着厚厚的口罩,带着十几名医护人员进入病房,开始为“非典”患者做临床诊断。

      最紧张的一次抢救,是抢救意大利一名劳工部部长。李兴旺回忆说,当时接到救治任务:治疗病人;保证职工安全。然而,由于紧张的抢救工作,现场的医生暴露较多,给病人打点滴时,有护士的口罩不小心脱落了下来,顾不上戴。

      从病房出来后,有护士出现发热症状,住进SARS病房。早上在餐厅吃饭,有同事说起,便哭了起来。看见比自己孩子大不了几岁的护士突然倒下,李兴旺说,这让他很揪心。“当时,还不知道病原,没有想到传染性那么强。”此前,广东和北京先后已有医护人员在救治“非典”时倒下,这更让人替倒下的护士担惊受怕。

      非典,已经“入侵”北京城。

      着手建立应急体系

      到4月份,民间已风传“非典”进入北京的消息,然而,卫生部和北京市政府对北京的疫情仍保持乐观态度,并称已经“有效控制”。对此,世界卫生组织提出了质疑。

      4月13日下午,世界卫生组织官员派了两名官员到地坛医院考察。刘建英回忆说,看完医院的病房、病人病例和防护措施,两名官员肯定地说:“你们的治疗是一流的,你们的消毒防护堪称世界典范,推广你们的经验,将会对人类的健康作出贡献。”世界卫生组织的考察是基于对“非典”的重视,也是基于对中国“非典”疫情的某种不确定。

      事实上,自4月8日开始,随着疫情的发展,地坛医院已接到通知,准备开辟了第二个“非典”病房,开始大批收治“非典”病人。刘建英说,4月9日晚上,21名危重病人已经转入ICU主任郭利明负责的重症监护病房。

      然而,卫生部和北京市政府对“非典”的表态一直是“有效控制”“没有扩散”。

      4月3日,卫生部在对“非典”首次表态时说:北京由于汲取了广东的教训,有效地控制了输入病例以及由这些病例引起的少数病例,所以没有向社会扩散。在中国工作生活都是安全的。

      随后,世界卫生组织便宣布取消了北京的疫区身份,卫生部公布了这一消息,并通过媒体进行报道。国家旅游局有关负责人乐观地表示:中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安全的旅游和投资沃土。北京准备着“五一”黄金周,开门迎客。

      在外媒对国内疫情报道后,4月10日,世界卫生组织公开批评了北京的疫情报告系统,认为北京只有少数医院每日汇报SARS病例,并派出专家组赴京考察。4月11日,北京重新被世界卫生组织定为疫区。然而,国内所有的媒体对此再一次保持了沉默。

      意识到“非典”疫情的危害性,国务院立即提出研究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》,从4月14日开始着手去做,并将“非典”列入《传染病防治法》法定传染病进行管理。

      卫生部公开疫情

      北京恢复疫区身份一周后,4月18日,刘建英再次接到上面的紧急通知:腾出病房,准备接收大批“非典”病人,地坛医院要专门用来收治“非典”病人。刘建英意识到,非典疫情还在扩散。

      媒体上的某些信息似乎也预示着疫情的严重——中央两位最高领导人相隔一天,先后对“非典”作出表态。

      4月12日,温家宝和吴仪等国务院领导,专程到救治非典病人最多的北京佑安医院看望医务人员。次日下午,在京首次召开全国非典型肺炎防治工作的专门会议。会上,温家宝坦承,非典型肺炎对我国旅游、交通、商贸和对外交往等活动造成的暂时影响是难以避免的。

      4月14日,在事先未打招呼也未清场的情况下,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出现在广州市北京路商业街上。他言辞殷切地对在场人员说:我们很揪心、感到焦急。

      接到上面“腾病房”的通知,刘建英回忆说,仅仅用了两天时间,她迅速组织全院医护人员,将医院的405名病人全部转到兄弟医院。

      刚准备好病房的4月20日,这一天,几乎和所有国人后来的感受一样,刘建英就看到了中共中央对“非典”“出人意料”的重大决定和重大转变。

      当天,卫生部再一次举行记者会。新上任的卫生部副部长高强发言,坦率地承认,北京疫情已经很严重,非典有漏报问题。截至4月18日,北京已确诊非典患者339例,这个数字是前四天公布的数字“37例患者”的近10倍。发布会上,宣布取消当年的“五一”长假制度,自4月21日起,将疫情由过去的五日一报改为一日一报。

      紧接着,当天下午,新华社发出消息:“中共中央宣布:撤消张文康卫生部党组书记职务,由高强接任,同时撤消孟学农北京市委副书记、市委常委职务。”

      刘建英说,4月21日,大批“非典”病人开始转入地坛医院,病房全部开放,不再有“普通病号”与“司局级干部”之分,门诊也全部停掉。地坛医院成为“非典”定点医院,以救治重症病人为主。“非典”疫情进入公开化透明化。

      中央政府有力地主导着抗击“非典”的工作,并且,着力于突发事件应急体系的建立。

      守住最后的防线

      在“非典”病人不断攀升的时刻,刘建英“意外地”接到了新任代市长王岐山的慰问电话。在电话里,市长说,他会在合适的时间,去医院看望一线的医护人员。刘建英说,那个时候,市长太忙了,哪还有时间!

      从4月21日开始,“非典”病人每日飙升,最高的一天新增病例达150人。整座北京城,人心惶惶,满城尽戴白口罩。路上,车少人稀。超市,出现抢购风波;餐饮业、宾馆,出现关门歇业,经济陷入萧条。

      代市长王岐山4月22日“空降”北京后,在第一次北京市常务会议上表态:坚决做到军中无戏言!他邀请WHO的官员在他办公室的隔壁办公,保证“我知道的你都会知道。”在新闻发布会上,他对市民们说:“人不自信,谁人信之?”同时,国务院成立国务院防治非典型肺炎指挥部,由副总理吴仪任总指挥,统一指挥。随后,北京市中小学全部放假,并对北大附属人民医院开始封闭隔离。

      地坛医院、小汤山等医院成为防治“非典”最后的防线。

      刘建英说,自21日开始,“非典”病人的波峰开始往上走,5天时间内,地坛医院收治176例病人,当时占全市“非典”病人的百分之二十。这176人中,40%是被感染的医务人员。

      那时,设备和人员都不够用,地坛医院的救治压力非常大。在外就读在职研究生的医务人员,纷纷主动回来,到一线参加救护,“没日没夜地干,没有一个临阵退缩的”。

      地坛医院在全封闭救治期间,家属不能探望,只能通过保安给病人传送日常用品,并询问病人病情。经过地坛医院门口的公交车,没有人敢坐,害怕吸入从医院里飘出来的病毒染病。

      在那些最紧张的日子里,刘建英每天睡在办公室的沙发上,负责全院收治“非典”工作,调配医护人员。“全北京市是一盘棋”,刘建英说,当时人手不够,她向北京市指挥中心申请支援,中心立刻派来20多名护士。

      地坛医院的护士,在看护病人之外,还要负责照顾来支援护士的防护,医院多名医护人员在救治病人中倒下。“庆幸的是,这些护士后期恢复并没有留下后遗症。”

      李兴旺、郭利明这些主治医生,如出入普通病房一样,不知疲倦地出入于“非典”病房,诊治病人。“那个时候,精神非常亢奋,不知道累。”李兴旺说。

      摄像师刘志勇,和媒体记者终于获准进入病区进行拍摄。“每天进去能呆两个多小时,拍完半个小时的带子再出来。”刘志勇说,2003年非典期间,他一共拍了60多盘带子,记录了医生救治“非典”病人的历史场景。

      一个月后,5月21日,北京地坛医院送走了第100位非典康复者。5月29日,北京新收治非典确诊病例首次为零。次日,刘淇宣布:北京防治非典“五月攻坚战”取得阶段性成果。

      到6月21日,地坛医院成为北京唯一保留的“非典”定点医院,负责全北京市“非典”的扫尾工作。三天后,世界卫生组织解除了北京的旅游警告,并将北京从非典疫区的名单中删除。

      刘建英说,当时一直有着一个信念:“我们是传染病医院,我们就是最后一道防线,到这里的病人,一定要严防死守。”

      地坛医院等“非典”定点医院,守住了“非典”的最后一道防线。

      政府信息公开化

      2003年8月16日,地坛医院举行了一个盛大的告别仪式:“告别非典,走向明天”,刘建英和同事们微笑着,将北京最后两名痊愈的“非典”患者孙铮和卢志艳送出院。一场夺人生命的战斗暂告一段落,留给人们却是无限的反思。

      如今,已退休的刘建英深有感触地说,“非典”之后,一些官员也对传染病工作重视起来。在“非典”之前,曾有官员认为,北京的传染病减少,病房利用率低,要将地坛医院和佑安医院合并。“非典”后,再不提合并,并要在北京顺义区选址扩建地坛医院。

      2008年9月24日,政府投资10个亿建成的新地坛医院开始启用,200多个负压病房随时待命,专门用来收治“非典”等病人。

      李兴旺坐在崭新的办公室里,平静地回忆过2003年那些激情燃烧的日子,他说,“非典”能获得最后的胜利,从某种意义上讲,也得益于政府现有的体制,能在最短时间内有效地调动各方社会力量,切断了传播源。

      “非典”之后,政府对传染病的态度发生如此重大的转变,正是吸取了“非典”带来的惨痛教训。更具深远意义的是,政府已通过立法,建立了突发事件应急报告制度。

      自2003年5月9日,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签署国务院第376号令,公布施行了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》之后,应对突发事件开始进入法制化的轨道。

      2003年“非典”前期,因为隐瞒疫情数字,直接影响到政府的正确决策和患者的及时治疗。“非典”过去四年后,2007年4月,中国政府出台了《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,2008年5月1日正式实施,政府信息逐步公开化。

      “非典”过去后,当再次遭遇“天灾”,面临“国难”——“5·12”汶川大地震时,中国政府及时公开信息,全民总动员,凝聚到了全国的力量。政府在重大突发事件中的信息公开,经过“非典”的洗礼,犹如一扇沉重的城门慢慢地变得透明,缓缓地被推开。

    (责任编辑:霍键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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